略论黎铿砚雕艺术中的时代感
2025年12月22日 11:34
略论黎铿砚雕艺术中的时代感
骆礼刚
黎铿大师的端砚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形成他砚雕艺术的一个鲜明特色,这是许多观赏者的共同看法。但迄今为止,尚未见到有人对此作出比较系统综合的论述。笔者愿意就此问题作一个探讨,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谈艺术作品的时代感,必然要结合艺术家进行创作的社会背景。本文在此选择了黎铿在不同历史时期创作的四方砚台为案例来分析评述,看看其中时代感是如何表达的。按照创作时间排列,这四方砚台分别是:“百鸟鸣春砚”(1972年)、“星湖春晓砚”(1978年)、“七星迎珠砚”(1997年)、“南粤花开砚”(2006年)。具体评析如下。

图1 百鸟鸣春砚
“百鸟鸣春砚”(图1)
此砚创作于1972年。当时厂方开采到一块大型的优质宋坑砚石,上有一块又圆又大的胭脂火捺,十分引人注目。在讨论设计制作方案时,有的师傅提出雕刻夕阳下的“百鸟归巢砚”,但当时才27岁的青年砚工黎铿却提出了不同的主张。他认为不久前国务院下发了周恩来总理签署的关于振兴工艺美术的46号文件,给工艺美术行业送来了温暖的春风。因此,那又圆又大的胭脂火捺适宜雕刻成一轮初升的太阳,再雕刻上百只不同形态的鸟儿,作成“百鸟鸣春砚”,以此表达“万物复苏,欣欣向荣”的主题。黎铿的主张得到了厂领导的支持,他承担了制作这方大砚的任务,三个多月后作品完成。砚高45cm、宽65cm,中间砚堂平整宽大,呈现出细腻纯净的石质。砚堂右上方,一轮红日冉冉上升。四周利用砚石天然凹凸,采用高浮雕技法,雕刻出翠竹、红梅、牡丹等花卉以及凤凰、仙鹤、喜鹊、黄莺等100多只雀鸟。这些鸟儿迎着朝阳或展翅飞翔,或昂首欢鸣,画面生机盎然,洋溢着浓厚的春天气息,给人以昂扬奋发之感。此砚翌年在广交会上展出,立即引得看客如云,赞叹不已,被誉为是端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其意义在于,它革新了“倦鸟归巢”的传统画意,以百鸟鸣春寄寓砚人对文艺春天的期盼。这里我们有必要结合当时的政治背景来探讨一下作品的时代性内涵。1972年正是文革“深入发展”的年代,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文艺上也显得非常荒芜苍白,许多传统民间工艺也被当作封建主义的东西遭到摒弃。社会上流传的戏言“八亿人民看八个样板戏”,就是对当时文艺专制主义和凋敝状况的一个嘲讽。全国人民实际上早就厌倦了文革这种无休无止的运动折腾,渴望恢复正常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而1971年林彪自取灭亡的“九·一三”事件之后,人们对文革的许多做法有所反思。从上层领导来说,以周恩来总理和复出的邓小平等为代表的务实派意图纠正文革的错误,做出了很多努力。关于振兴工艺美术的46号文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但是以四人帮为首的极左派仍在台上手握大权,尤其是在文艺阵线上掌控着话语权。在这样的背景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春天只能是人民心中的一种期盼,却并不符合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极左路线的文艺政策。1973年掀起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就是极左派向务实派发起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想纠正文革错误的做法受到狠狠的批判。然而真正的时代精神是属于人民的,而不属于一时得势的权奸。历史的车轮终归会顺应人民的呼唤前进,正因为如此,才会有1976年的顶着高压和白色恐怖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才会有1978年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才会有彻底否定文革后改革开放的今天。黎铿大师于1972年创作的“百鸟鸣春砚”,反映了那个年代人民对于文艺春天的期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它具有深刻的时代性。(此砚早已入藏故宫博物院,限于当时的条件,只留下了这幅清晰度不高的黑白照片,不能让人细致地观赏其风采,令人颇感遗憾。)

图2 星湖春晓砚
“星湖春晓砚”(图2)
此砚以麻子坑优质砚石制作,高41厘米,下端宽54厘米,厚6厘米,外形像一座高耸的岩峰。石品主要有石眼、鱼脑冻、胭脂火捺等。石眼共有七颗,在砚石下端。正是这七颗石眼使作者联想到了肇庆著名的星湖风景区的七星岩。于是作者以星湖风景来设计构图,精雕细刻了七星岩、五龙亭、七星桥、水月宫等景点,以及波光粼粼的星湖、杨柳依依的曲折湖堤。砚面下部的正中为砚堂,荟萃着云霞状的鱼脑冻、娇嫩的蕉叶白、晶莹的鸲鹆眼、胭脂晕火捺、微尘青花等名贵石品花纹,宛如烟波浩渺、变幻万千的星湖。砚面左下角,祥云萦绕,衬托出4颗石眼,与砚堂的3颗石眼构成“七石眼喻七星岩”的意境。砚面右下角,在云松掩映的“岩壁”上,铭刻了叶剑英元帅1961年到肇庆视察时挥毫写下的《游七星岩》:“借得西湖水一圜,更移阳朔七堆山。堤边添上丝丝柳,画幅长留天地间。”为此砚画龙点睛,也有书法装饰效果。此砚以砚雕工艺刻画了端砚产地肇庆的风景名胜,天然石品与人工技艺巧妙结合,美轮美奂,令人赏叹不已。此砚创作于1978年,联系当年的社会背景,可以深入了解这件作品的思想内涵。1978年是结束文革后拨乱反正的关键时期,随着真理问题的大讨论,是非越辩越明,人们已经在许多问题形成共识,诸如:“两个凡是”必须批判,文革必须彻底否定,极左路线造成的干扰必须排除等。彼时百废初兴,百业复苏,中国社会呈现出一派扫除严冬阴霾之后万物欣欣向荣的浓郁春意,这件作品正反映了这样的时代氛围。需要在此特别说明的是,叶剑英元帅在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的《游七星岩》虽然写作于1961年,但广为传颂则是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是伴随着人们对叶剑英元帅的颂赞而广泛传扬开来的。砚台上刻下他这首七绝,也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他立下不朽功绩的感念之情。笔者经历过那段岁月,对这种感念之情是有亲身体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方砚台也是人民情感的一个历史记录。

图3 七星迎珠砚
“七星迎珠砚”(图3)
这是1997年香港回归之际,受肇庆市政协委托创作的为纪念香港回归祖国而赠送香港特区政府的礼品砚。砚台基本上为长方形,唯将长方形的四角修整为圆弧状。砚长60厘米,宽40厘米。砚面上部的装饰图案,是肇庆市著名的星湖风景区中的主要景点七星岩和五龙亭,七星岩挺拔秀丽的姿影下,五龙亭静立在波光粼粼的湖心。砚面下部,圆形的砚堂居中。砚堂四周用深雕手法刻画了九条穿行于祥云中的游龙。砚堂下端长方框中镌刻“香港回归祖国纪念砚”9字铭文,左边缘铭刻“政协肇庆市委员会敬赠”的落款,砚面右上角镌刻篆书“七星迎珠”长方印。据黎铿自己阐释,此砚构图的寓意是:砚堂为正圆形,圆形既可以喻“珠”,也可喻“月”,既象征拥有“东方之珠”美誉的香港,也象征香港回归如同游子归家的合家团圆。砚堂周围的九龙既是传统工艺中的吉祥图案,又与香港属地的九龙半岛名称相吻合。而九龙和七星岩的名称头个字,又扣合“九七”这个香港回归的年份。由此可见黎铿对此砚创作,真是颇费了一番匠心。此砚以肇庆市的名胜风景和香港回归祖国这一重大事件相结合,表达了肇庆人民对于祖国强大统一的无比欢欣之情。

图4 南粤花开砚
“南粤花开砚”(图4)
众所周知,广东省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取得的成就为世人瞩目。此砚就是2003年为广东省省长黄华华赠送给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外国经济顾问而制作的礼品砚。该砚外形为传统的长方形,砚面下部居中是正圆形砚堂,砚堂两侧有衬托支架,支架上雕刻龙纹、回纹和卧蚕纹等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纹饰。这个支架衬托的圆形砚堂比喻地球仪,寓意中国面向世界,并吸收世界的先进文化科技为我所用。圆形砚堂下面的长方框中,铭刻“广东省长经济顾问雅赏”10字和黄华华的篆文方印。砚面上部的图案是花朵盛开的木棉树和中山纪念堂。木棉花又名“英雄花”,是广东的省花。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在我国历史上的伟大作用和意义为人熟知,在此无须细说。砚台右上角是篆文“南粤花开”长条形印章,起到装饰和烘托主题的作用。这方砚台的构图寓意广东人放眼世界,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开拓奋进,南粤大地生机盎然,喜迎宾客,具有浓郁的岭南特色,洋溢着强烈的时代精神。
通过上面具体案例的分析,笔者认为从黎铿大师这些充满时代感的作品中,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经验来:
首先,善于观察生活并独立思考,能够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去体悟真正的时代精神。艺术家必须深入贴近生活,真切感受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才能创作出反映人民大众愿望和追求的作品来。只有反映人民大众愿望和追求的作品,才是真正的时代精神的体现,才会受到人民大众由衷的喜爱和欣赏。上面提到的“百鸟鸣春砚”就是这方面的极好例子。
其次,善于将传统工艺手法与当今的时代感融为一体。我们从上面几方砚台的图片即可看出,这些作品均富有传统的“砚味”。其中诸如龙纹、回纹、卧蚕纹、祥云纹,以及花鸟造型、山水布局等,无一不是传统工艺的表现手法。但是作者将现代生活题材和时代感受作为主线,将那些传统工艺表现手法作为构件有机地贯穿起来,遂使砚作焕发出新颖之感。例如“南粤花开砚”中,以支架衬托圆形砚堂比喻地球仪,支架上以中华民族传统纹饰象征中国,这种结合就颇具创意,而且结合得十分自然谐和。
其三,黎铿的作品中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感情,这从他的砚作中的构图题材明显的表现出来,诸如中山纪念堂、木棉花、肇庆星湖、七星岩等,均极富岭南特色乃至于肇庆特色。黎铿大师曾经在与笔者的一次交谈中说到:“山水砚是端砚制作中的一个优良传统,作为端砚的产地,肇庆的山水非常美丽,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在端砚中表现它呢?”我想,正是这种强烈的乡土情怀和明确认识,使得黎铿在创作中充满了激情,他的刀下才会雕绘出那些表现家乡风物的美轮美奂的作品。“星湖春晓砚”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此砚开启了以肇庆本土题材创作端砚的先河,追随借鉴者纷纷继出,其中也不乏优秀佳作,追根溯源,黎铿大师的开创之功为端砚的繁荣发展作出了不可抹杀的贡献。
作为一位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黎铿砚雕艺术的特色是多方面的。时代感只是其中之一,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也只是作了简略的介绍评析。其中疏漏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不吝赐教是盼。
【本文作者系肇庆学院教授、广东省砚文化研究基地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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