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弘健，广东肇庆人，国画家，国家级制砚艺术大师。以国画家而做砚雕，将中国画的诗书画印、审美意向注入砚艺的雕刻、结构与气韵之中，使梁弘健的作品独具一格而别有韵味，在题材、构图、刀法等多方面使端砚这种民间艺术具有了国画的气韵、格调，具有了文人的气质、情怀，其中所内蕴的自觉的文化意识与艺术精神，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鲜明的个性风格提升了端砚的文化品格和境界，为端砚这门古老的工艺美术注入了新的内涵和生命。而梁弘健对砚艺文化的积极倡导和交流，对端砚艺术自觉的继承与革新，又扩展了端砚艺术的天地，使端砚这门古老的工艺和文化走向更为开阔的前景。

梁弘健17岁进入肇庆市端砚厂做学徒，虽然他所在的是国画车间，但每天接触端砚制作，看端砚车间的师傅们操刀，刻砚，熟悉端砚制作程序与工艺流程。他也多次到砚洞中劳动，亲眼目睹了采石工人的艰辛。加之其父亲，著名老中医梁剑波先生，精书画，嗜端砚，富收藏，梁弘健耳濡目染，培养了多方面的艺术素养，奠定了艺术根基，也由此奠定了对端砚的艺术感受力和独特的眼光。而梁弘健做端砚的初衷也正在于他发现传统砚雕过程中石材、石品的浪费，而以其艺术家的眼光发现和利用可造就之石材。在美国留学时，与友人（端砚大师梁子峰）通信过程中进一步萌发了“文人砚”的思想，认为端砚不应该局限于民间工艺的层次，砚艺中应该有国画的精神，应将诗书画印入砚，提高端砚这一古老工艺的文化品位。于是在1991年回国后他便按照自己的想法雕刻了几方砚台，自觉很满意，更加坚定了他制作和倡导文人砚的想法。1996年梁弘健创建大岭砚桥，其砚艺思想便得以贯彻于他的弟子之中，此时期的砚艺作品即是以绘画艺术为基础，结合传统端砚艺术，精雕细镂，集绘画、书法、诗词、篆刻为一体，形成了砚桥派端砚艺术风格。

从1991年雕刻第一块端砚开始，迄今为止，梁弘健砚艺作品已有上百方，其作品多次参展，获得国内各类大型工艺美术展览金奖、银奖、优秀奖等等。不同于传统砚艺较为单纯的工艺性和内容的民俗性，梁弘健的作品有极强的思想性和文化意蕴。从题材来看，其作品可分为三类：文人隐士及儒释道人物系列，山水田园系列，昆虫系列，及少量仕女作品。这三类作品又形成两大相互交融的主题和意向：山水与昆虫系列充满了大山大水田园意趣、生活气息与人间情怀，文人隐士与儒释道人物系列则贯注了一个艺术家和思想者对宇宙、自然、人生的体悟、思考和求索，两大主题系列皆融注了梁弘健本己的生命体验与艺术求索，融入了其独特的艺术情趣，共同构成了一种淡远高逸的境界，别具文人意趣和文化韵味，并明显带有梁弘健的个性特色，流露出其个人的性情、心境与胸臆。作为一个文人画家，梁弘健作有一批文人隐士题材的砚艺作品，诸如《秋月皎皎对诗歌》系列、《赏竹》、《赏梅》、《读画》等等，这类作品蕴涵了浓厚的文人气息，秋夜、星月、山水、亭台，作诗、看云、观竹、品梅、赏画等等，无不是文人生活的写意和文人精神的贯注。隐逸文化，自古就是中国文化重要而独特的组成部分，作为一个文人画家，梁弘健也雕刻了大量的隐者形象以抒发其胸中逸气，这类题材的作品既有传统诗词文和国画中的樵夫、贤士形象，也有文人本身作为隐者的形象，如《酒醒何处》、《秋荷滴露细吹衣》之醉翁，《高山流水遇知音》之文士与樵夫，而《云飞象外卧听松涛》、《故人曾此共看云》则作品中的人物是文士，也是隐者，是野夫，也是学人。在通常文人生活的吟诗、作画、垂钓、赏梅、饮酒题材之外，这类作品更加突出了一个“逸”的境界，画面多萧疏简构，人物或优游，或遐思，或酣醉，无不自在自得，冲淡放逸。总之，在梁弘健文人隐士题材的砚艺作品中，蕴涵着文人隐士的生活意趣，一种纯粹的、艺术化、审美化的生活意趣，一种独有的文人内涵和韵致，一种超然与旷达的性情，一种“逸”的精神，一种“得之象外”的玄妙境界。而这正是文人画的艺术精神的表现，正是传统文化内蕴的精粹所在，梁弘健的自我性情、心境、心志与襟怀亦流注于其中。对更为高远的境界的求索与深思，表现在梁弘健儒释道人物系列作品中，诸如《六祖说梅》、《六祖探梅》系列，以及释者形象的《佛祖》、《东风知我欲山行》，儒者形象的《满船明月浸虚空》、《黄鹂声声觅知音》等等，另外，此类作品也有一些直接以佛教典故入砚的，如《僧语》、《无量》。梁弘健将自己平时对儒释道精神的深刻领悟贯注于其砚艺作品中，人物亦儒亦道亦佛，主题亦逸亦隐，亦求道，亦问学，此类作品内蕴了梁弘健的深沉哲思，他对宇宙人生与“道”“心”的体悟，构成的是一种深沉而超然的大境界，一种“技近乎道”，“艺术即心性”的本于艺术而超越艺术的高远意境。而梁弘健大量的山水与田园砚作品则体现了其艺术情趣与精神世界的另一面，诸如《黄河竞渡》、《流水云间出》、《肥田天边合》、《井》、《无边月影浸曲池》、《烟雨山家》、《横卧田埂入秀色》，山水的雄浑，田园的淡远，农家的悠然，这些作品既有大山大水的气魄，又有散淡的山水田园情趣，亦内蕴了超逸的文人心性，妙趣横生。所流溢的山水田园逸趣既真致又写意。值得说明的是，不同于梁弘健其他砚艺作品，这类作品表达了澄怀观道，卧以游之的文人精神，如此，山河万象与文人心性的巧妙融合，文心情怀与山水田园的神妙化合，而一种自然和谐天人合一的意趣与韵致即在其中流动，此为梁弘健山水田园砚的独有特色。梁弘健在传统砚雕基础上大力发展，并独具特色而堪称其砚艺独创的是其昆虫砚系列，这类作品风趣活泼，构图简洁，“以昆虫为重点，多一片叶子为累赘，少一枝干觉气不足”（《梁弘健砚艺语录》），尤为传神的在于昆虫的眼睛和翅膀的雕刻，眼睛灵动，翅膀轻盈且有透明感。此类作品有鸣蝉砚系列，蜻蜓砚系列，及其他昆虫作品。鸣蝉、蜻蜓、螳螂、蝴蝶，鸣蛙、游鱼，各各稚拙顽皮，情态具足，简洁的画面流露的是无限的意趣，而此类作品同样传达出作者悠远飘逸的性情。总之，山水田园砚与昆虫砚系列作品所流溢的是自然松散的心境，天籁无声的意象，形成一种滋润松脱，天然成趣的风格。相对于文人隐士和儒释道人物砚而言，梁弘健此类砚艺作品构筑的是另一种气韵与风格的化境，一种融入了梁弘健深厚的人间情怀而又超然世外的化境，一个桃源世界。另外，梁弘健还雕有少量女性人物系列作品，如《莲子已成荷叶老》、《轻衣软袖翻荷花》等，这些作品中的女性，或游春，或赏花，或与荷叶荷花相映相悦，或思人，或盼归，而女性的情、神与思皆细腻地得以表现，这类作品体现了梁弘健砚艺秀润的特点，其情思细腻的一面，也同样体现了其自然超逸的境界和风格。或僧，或道，或儒，或文人，或隐士，或仕女；隐士的萧散，文人的旷达，山水的雄浑，昆虫的轻灵，而所有这些题材又各各对应，其蕴意互相呼应而内在一致，互为补充而互为阐释，文人生活中亦有山林向往，释道隐士中亦有文人的心怀，山水田园中有文人的心境，也有释道的意境，梁弘健在其砚艺作品中雕刻了一个理想化的境界，一个超然世外而蕴藉深厚的化外之境，而这化境又是一个性情与艺术的梁弘健，一个写心、写意、写情、写境的梁弘健境界，一个梁弘健的艺术人生。以民间艺术为主的端砚在梁弘健这里有了丰富的主题，文化的内涵，个性的表达，文人画的精神和境界。

就艺术技法与风格来看，多年来，端砚艺术多在民间艺术的层面操作，雕刻工艺多承袭祖传或师承成法，格式图文较为固定，缺乏工艺美术基础。梁弘健把绘画的手法与精神引入砚艺，打破了传统工艺的承传，一变而为以艺术为主，贯注了艺术的思想与精神。其砚艺既吸取了传统砚雕手法，同时又融入了国画的根基与精神，以诗书画印入砚，具有国画的造型、线条与气韵，自觉地在品位、品格、内涵、精神方面推进传统砚艺的拓展与提高，推进传统砚艺向高层次艺术的转化。就技法来看，梁弘健砚艺作品刀法灵活多样，“不束缚，不拘泥”，无匠气，一如国画用笔。其作品全部是浅浮雕，保留了砚雕独有的美感和韵味，及其实用性的特点。如同是昆虫砚，《雨馀新竹上蜗牛》等作品简构疏朗，有一种八大山人的笔法与意境；而《有声有色》则刀法谨严、简练而典雅，别具美感。在材料的取舍与采用方面梁弘健既继承了传统砚雕“随类赋形，因材施艺”的特点，又跳出传统砚雕工艺的制作成法，以其国画家的眼光赋予材料更为高雅的意蕴，更为艺术的精神。如《山河万象》即利用石眼的分布，巧妙构图，线条流畅，画面简洁，疏散，而石眼与云的“似与不似”恰恰构成了画面的灵动飘逸，蕴意无穷；《渔舟唱晚》中，砚眼在画面中似渔灯，画面富有生活味。某些传统砚雕所认为的“死眼”在梁弘健这里却转化为砚面的活生生的灵性的因素，真正巧夺天工，精妙神化，化腐朽为神奇。对传统砚雕有可能舍弃的石材、石色、石皮，梁弘健也大胆取用，艺术地利用其天然的美感而别构一方天地。如《六祖说梅》即利用天然石色、石皮而雕出老梅的遒劲态势，《东风第一枝》亦具有同样的艺术效果；《红蜻蜓弱不禁风》巧妙地采用天然石皮和石色，神妙地化成荷叶的残损，与蜻蜓的轻灵构成对应，整个画面生动风趣而别具韵致。对若隐若现的石纹，梁弘健亦有别具匠心的取舍和运用，如《求索不问山深浅》以石纹形成了风吹的动感，《大江淘月》冰纹天然地造就了流水的动感，《春光困懒倚微风》石纹则神似微风的写意。独到的艺术眼光、神妙的艺术手法与砚石本身的美、精、奇、神、韵、情、趣相结合，梁弘健对材料的高妙取舍和采用艺术而含蓄地增加了作品的艺术效果，精妙神化，巧夺天工，构成了国画一般的写意以至大写意的境界和效果，达到了天工人工，两臻其美的意境，所谓肇自然之灵性，成造化之奇功。对砚台画面的构图取势则更体现了梁弘健作为一个国画家的优势，梁弘健作品的画面大致有以下构置：画面之于砚堂，多半是半环绕，或偏于一侧，也有三面环绕者，如《满船明月浸虚空》环绕整个砚堂，《湿云飘过鸟声啼》等亦同样构图；而《秋月皎皎对诗歌》等则画面四面环绕砚堂；或以砚堂构成画面的呼应。对砚堂的处理也见出梁弘健的独具匠心，砚堂在整个画面中或作为画面的一部分，如《读画》砚堂作为画轴，而《春光困懒》中，砚堂极为谐趣地作了酒坛，而坛口则成为砚池，《风微涟漪动》则以荷池作了砚堂，在这些作品中，砚堂与砚池皆巧妙地成为画面的一部分。而梁弘健构图的更为神妙之处在于，砚堂之于画面处于一种“有与无”“在与不在”“隔与不隔”之间，砚堂部分相当于国画的留白，砚堂与画面处于虚实相间，有无相生之间，构成了整个画面的一种或悠远，或萧疏，或简放的意境，如《故人曾此共看云》、《湿云飘过鸟声啼》等；而《忙中有余闲》、《六祖探梅》等作品则以砚堂“隔断”画面，而这种画面的隔断却是意念的潜在延续，从而这种“隔断”给人更为旷远的想象空间，造成更为玄远的意境。就梁弘健砚艺的意境来看：其作品或近于写实，更多的是写意，而且即使其写实作品也有很大的写意成分——以简洁的画面传达深远的意蕴，是梁弘健砚艺作品的一致特色。画面简洁而意蕴深远，人物则似僧，似道，似隐，似文士，似农夫，正是在这似与不似之间，在这简洁与深远之间，传达出一种超逸的境界与情怀，一种写境、写情、写心、写意、直指人生性情的艺术境界，一种象外之意，化外之境，一种诗意化和理想化的境界。另一方面，无论写实还是写意，皆是作者独特的心性、情怀、体验、美感的表达，是梁弘健对传统文化精神的继承与参悟。梁弘健以一个艺术家的神妙运思将砚石本身的精奇与神韵给予表现，将之升华，将之诗化，最终达到文人画的气韵和境界。这种境界恰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内在本质的传承。

传统的精神与内蕴，文化的内涵和品性，国画的用笔、造型、构图与意境，与端砚工艺的结合，形成了梁弘健独特风格和文化品格的文人砚，淳厚、雅致、超逸，气脉疏宕，隽永清朗。其砚艺既有传统精髓的一面，是对传统砚雕技法的继承，也有现代思维开放的一面，不受传统造型与技法束缚。在形式上则构图、色彩、题画、刻字无不入砚，讲究美感，讲究线条、意境、构图之美，是构图、造型、美感的全面发挥。在内涵上则讲究砚艺的文化蕴涵，融入了作者的品格、学识、修养、性情，是其自我精神与个性的传达。将中国画的诗书画印、审美意向注入砚艺的雕刻、结构与气韵之中，并以其特有的对诗文、绘画的造就，以其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参透深化了砚艺的意境，强化了其砚艺作品的个性风格，这就是梁弘健的文人砚。讲究品格，追求境界，超尘脱俗是梁弘健文人砚的精神指向；而以拙胜巧，轻视摹拟蹈袭，强调直抒胸臆，则是其文人砚的一致风格和自觉追求。梁弘健的文人砚从构图、审美、意蕴、题材、意境上突破了传统砚雕工艺，更为艺术地传达了中华文化精神的本质，也由此开辟了砚雕工艺的新途径，使砚艺这一古老的文化和工艺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

梁弘健不仅是一个端砚制作者，也是一个端砚艺术的自觉的思想者、倡导者与行动者。近年来他关于端砚制作的新的想法，关于文人砚的审美观，以及关于砚艺流派的思想皆有意倡导、寻求交流，并贯穿于其端砚活动中。梁弘健所制作、提倡、力行的文人砚，明清时期已出现，但风格并不明晰，而且有很多民间艺术的成分，可以说并未形成气候和流派。自觉创作并倡导文人砚，且形成流派风格和思想的，始于梁弘健等人的创作实践。而梁弘健不仅在创作实践中，也在理论上全方位探索端砚艺术的继承与革新，阐发新的砚艺思想，从文化内涵和品格上有意识地推进砚艺的发展。他的砚艺作品即基于他对艺术与文化，继承与革新，砚艺与书画等问题的多方面多层次的探究与思考。对于自古流传下来的砚雕技法和工艺，梁弘健从其画家的眼光和角度深入思考，从运刀、构图、风格、修养及砚艺的整体发展等各方面加以阐述，提出一系列堪称精彩和突破的理论，如：“刻字用刀如用笔，下刀要见胆，腕指全力切压……不束缚，不拘泥，不可有匠气。精细、方圆、曲直，自然成之，并无秘诀。”“运刀如用笔，用刀当有笔意，方见线条之韵美……” “……明画理，则刀得道，刀得道，则方可谈砚艺。”“运刀……非神注不可。形神不散则气存，实亦为大家所为也……”“一稿、二稿、三稿，稿稿为其气韵。一刀、二刀、三刀，刀刀存其精神。制砚难得气存神足，构图美，造型美，刀法美，砚铭章法美，样样不可缺少，事事考虑，步步为营，才达美不胜收。” “制砚，宜气象清新，宜格局广大，宜简构雄浑，宜巧丽朴茂。……”砚艺在梁弘健那里已经如同国画一样深入到精神与文化、“艺”与“道”的层面。而且他认识到并明确提出：“学习刻砚，要先从绘画入手，……不懂绘画者，难得砚艺之全面发展，此乃牵涉到艺术之全面修养……”（以上均选自《梁弘健砚艺语录》）从基本的技法基础方面关注砚艺制造者的艺术素养，这一理论对端砚艺术的发展无疑是更为切实和长远的倡议。不仅在技法方面，梁弘健更为关注的是砚艺制作者的文化修养和品位这样深层次和更为长远的问题，他曾经专门撰文阐发文人砚的审美观（《文人砚的审美观》），从中华文化的承传及中华文化的精神本质的深度与层面阐释文人砚的审美观，从儒道释思想与艺术精神的关系阐释文人砚的审美品位，从题材思想、经营位置、形神兼备、砚铭书法、骨法用笔等方面论说文人砚的审美观，明确提出以诗、书、画、印入砚，作品追求淡、静、洁，题材要淡，物象动态要静，刀工要洁。而追求达到“得之象外”的超然的精神境界。梁弘健更为宏远的眼光在于他的砚艺流派思想，他以发展的、通观大局的眼光，把砚艺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提出并倡导砚艺流派思想，认为只有形成流派，才有追随模仿，才能形成气候，端砚这门古老的艺术才能在各流派的追摹、比较、竞争、交流中得以发展。正是在这些思想指导下，大岭砚桥的端砚创作集绘画、书法、诗词、篆刻为一体，从历史、文化、绘画、美术等角度阐释端砚，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的诗文书画金石融汇于传统砚雕中，扩展了端砚艺术在文化上的广泛性及内涵真谛，形成砚桥派砚艺的鲜明风格和流派。另一方面，每一个艺术家都会面临继承与创新、传统与新变的问题，梁弘健艺术的根深深扎根于传统之中，他始终对传统艺人、传统技艺很尊重。而梁弘健的超越之处在于他对继承传统的深入思考，他认为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是多层面、多角度的，重要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内在本质的传承。儒家的仁厚德义，道家的天人合一，佛家的心性高远，及其三者的融会贯通，皆是梁弘健所参悟、汲取并坚持的传统文化与精神的精粹所在。而梁弘健之所以坚持“文人画”， 提出“文人砚”的思想，还有另一层面的原因，即针对当下过度市场化和一心博取名利的浮躁与功利的艺术风气，而梁弘健从自古文人画中所领悟到的是一种纯粹的艺术精神，一种理想境界，他坚持和倡导文人画、文人砚的目的之一也在于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精粹的传承而纠正时下混乱的艺术风气。这也使他始终坚持纯艺术，坚持艺术的纯粹目的和独立性，进而，以一种超然的“无用之用”的思想与精神，抛开一切杂乱信息而沉浸于纯粹艺术的境地。不仅如此，梁弘健的可贵之处在于一方面他作为一个现代人而自觉继承传统精粹，同时对传统又持开放的态度和思路，不受传统造型、技法的束缚而努力探索进而形成并坚持自己的创作个性和风格。值得指出的是，其艺术创作和变革是一种从传统思想、传统艺术精神中求新求变，“出新奇于法度之中”的变革，他始终在求索，也始终在稳健地变革，从不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以一种现代的精神与气度而继承古典艺术的精髓，以一种古典的情怀与根柢而开拓端砚艺术的现代空间，这正是梁弘健继承与变革理路的独特与可贵之处。可以说，这一理路和风格对端砚艺术的发展与提高是极为切实的，有其长远的意义和价值。

梁弘健为人宽宏大量，待人大度真诚，大致如厚道宽厚淳厚笃厚此类的词都可以用在他的身上，而且用在他的身上是如此地贴切；性格通脱豪爽，淡于名利，亲人事广交游喜豪饮，至情至性一任性情而恪守传统美德——譬如仁义道德，譬如古道热肠，譬如肝胆相照……。对儒释道精神和传统文化精粹的深入体悟和思考，不仅是梁弘健的艺术源泉，更融入其人格中，成为其为人的准则和人格的精神源泉。更为难得的是梁弘健自始至终的一颗平常心，一股人间情，无论就其为人还是艺术而言。继承而变脱，根基深厚而本色天然，无论作画、作砚、做人，在梁弘健身上皆自然地、本真地融通一体。梁弘健的作品淳厚而超逸，一如他的为人；而在超逸中又始终贯注了一颗平常心，亦如他的为人。而另一方面，在梁弘健的笃厚与古拙中却有痴狂的一面，即对艺术的痴情与执着。梁弘健修养全面，视野开阔，思维开放，单就砚艺来看，梁弘健是肇庆人，得天独厚于端砚文化的背景和土壤；但梁弘健的艺术修养和追求不止于端砚艺术，他曾经学习并涉猎过油画、国画、书法、工艺美术设计、陶艺等专业，他的先于端砚工艺师的身份是国画家。而梁弘健本人好学深思，始终坚持从多方面汲取艺术营养：文学、历史、哲学、诗词等等无不汲取。深厚的文化思想底蕴，广博的专业修养，为梁弘健文人砚奠定了厚实的根基。艺术对梁弘健而言始终是“最快乐，最没有附加条件，最愿意做的一件事”。所以，他执着于艺术，坚持纯艺术，坚持艺术的纯粹性和独立性。对于艺术，梁弘健勤于砥砺，他多次去广州、重庆、北京等地进修、观摩，曾经去美国留学三年。去外地写生更是梁弘健艺术生活的重要内容，从1978年至今，梁弘健去过西安、泰山、华山、嵩山、衡山、恒山、太行山、黄山、敦煌、西藏、八百里秦川、周塬……等地，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而在写生与旅行过程中梁弘健求道悟道的认真和执着常常作为笑话在朋友中流传，但梁弘健对艺术，对艺术的内涵、思想与道的痴情和求索始终如一，前不久他又去世界三大博物馆（大都会、大英、罗浮尔宫）参观学习，使他更加执着于纯艺术的追求与探索，更加恪守艺术的独立和纯粹，更加坚持其艺术家的本质和本性。即使在日常生活中，在与朋友们的聚会中，梁弘健所谈也多为艺术、文化与思想，这就是梁弘健，无论人生还是艺术，皆本真地对待，在梁弘健那里，艺术即人生，人生即艺术，人生与艺术永不可分。艺术对梁弘健而言永远是一个上下求索的过程，是一个追求超越和理想的过程。梁弘健的砚艺已经达到高超的水准，形成自己的风格，但他对自己的端砚艺术又开始了进一步的探索，进一步的求新求变，下一步，他将尝试汉代风格的端砚制作，这一想法来源于汉代艺术的大气磅礴、质朴雄浑对他的启迪。相信他的求索会更进向一个更加高远而超迈的大境界，一个新天地。

作者简介：戚真赫，女，暨南大学中文系博士后，肇庆学院中文系副教授。